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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公认健康问题的实际办法

2014年03月24日

呼吁政府处理由社会环境(即人们出生、成长、生活、工作和迈向老年的环境)所决定的健康不公平状况的主要挑战并非属于新鲜话题。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曾就这一问题进行过讨论,委员会的报告加强了《渥太华健康促进宪章》所传递的信息,而《宪章》本身亦深深植根于1978年阿拉木图初级卫生保健国际会议所作的承诺。

当然,《阿拉木图宣言》背后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更远。Rudolf Virchow、Robert Koch和Oswaldo Cruz等公共卫生先驱们早已深入了解到社会不公平状况与健康结果之间的联系3。以Robert Koch为例,在他1905年诺贝尔奖得主演讲中,就主要讲到了这一问题。世界卫生组织首任总干事布罗克•奇泽姆(Brock Chisholm)也于1949年指出,“肺结核死亡率现已被各地当作社区社会状态的灵敏标志。”

如今,我们知道,这一说法并不仅适用于结核病,而且也同样适用于非传染性疾病、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为了体现社会文化背景是公共卫生的关键,世界卫生组织协助会员国处理不良健康的“起因的起因”的职责牢牢扎根于其《组织法》之中。

那么,有些人可能会问, 2011年10月在里约热内卢举行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的世界大会使各国首脑、卫生和其他社会部门的部长们、最著名的专家和这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民间社会组织汇集一堂又有何重要意义?简而言之:处理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事关社会公正。看如今的社会动荡,我们再不能延误时机。我们也越来越多的了解到应该怎 么去做。因此,本次会议的重点将是针对“怎么去做”的问题提供创新性解决办法。

尤其是非传染性疾病问题,不在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方面采取行动,就无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肥胖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良好例证。1980 年以来,全世界肥胖的比例增长了不止一倍。这是由于高脂、高盐、高糖、但低维生素、低矿物质及其它微量营养素含量少的高能量食品的摄入量持续增加造成的。

这一问题不仅植根于人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和饮食习惯,也因为可负担的健康食品的匮乏,正如Michelle Obama所说,或者是由于“食品沙漠”的存在,尤其是在城市贫穷地带。因此,除了健康方面存在的社会经济范围自上而下的社会梯度之外,我们还能确定“食 品梯度”。该梯度同时显示出在可负担健康食品的匮乏和疾病负担最高的地理区域中,不健康和加工食品的过度暴露。

我相信,出席本次世界大会的政治领袖们会坚信,需要做更多工作,处理人们面对的社会条件,并使其转变为益于健康的环境。回头再看肥胖这一例子,食品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可利用降低加工食品中的脂肪、糖和盐含量来促进健康饮食。他们可以进行负责任的销售并调整其策略(就像美国零售 商沃尔玛所宣布的那样)6,使所有消费者都能够负担得起健康且具营养的选择方案。

如果其他政府和政策部门将健康当作社会目标,这将对提高公平性和经济发展以及着手解决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挑战带来裨益。在这一问题上,澳大利亚、智利、印度和苏格兰都有令人称羡的例子。

本次会议重点关注五大要素,这五大要素已被证明是针对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采取有效行动的关键:治理、参与、卫生部门不断变化的作用、需要采取全球行动及如何监测进展。针对各项要素要采取的行动已提出了重要建议。

我们知道社会决定因素“是什么和为什么”,而现在我们正在逐渐了解“怎么去做”。作为本次会议主要成果的《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里约宣言》将为采取的行动提供高层面政治支持。成功实施则将取决于意愿、力量和政治经济——健康问题政治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