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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联名析医患之惑 医患关系须顶层重构

2013年11月07日

  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要继续推动“第三方调解”,简化医疗纠纷处理的程序。

  院士联名厘析医患之惑

  10月17日至10月25日,不到10天的时间里,全国共发生5起严重的患者伤医事件。

  针对近年频频发生的医患纠纷,包括吴孟超在内的12位国内知名院士和医学专家在今年7月联名签署《促进临床医学人性化的十点倡议》,为持续上升的医患矛盾把脉,呼吁医护人员将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关爱病人、呵护病人,尽可能提供低成本服务;在诊疗上尽量避免创伤性治疗,注意扶植病人自我康复,谨慎使用高新技术,防止过度治疗。

  如何才能化解当今的医患矛盾?记者在向国内多名权威专家的采访中得到的共识是:要深化医疗改革,需从顶层设计上重构医患关系。

  亲历“医闹”

  “病人家属找我报杀父之仇”

  提起医患关系,我国血管外科重要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忠镐陷入深思,他向记者掏了心底里的话,医生要有医德,患者也要有患德。

  汪忠镐是教育部委派的新中国首批赴美国学者之一,于1979年在美国Duke和北卡罗来纳大学任访问学者,1981年回国,从医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

  “像我这样千方百计救治病人的医生,也曾经遭遇过一次"医闹"。”他说,“那是1999年,一群人进来拳打脚踢,找我报"杀父之仇",导致我住院,踢着了倒不算什么,但吓着了,气着了。我有心脏神经传道阻滞,就是那次发生的,这件事情我还从来没对外人讲过。”汪忠镐至今仍心有余悸。

  今年92岁的吴孟超被誉为我国“肝胆外科之父”。谈及近期全国各地接连发生的伤医事件,吴老非常激动:“我很气愤。医生是个很高尚的职业,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医生和病人本来应该是团结合作的一家人。”

  汪忠镐觉得心里很凉:“做一个好医生是不容易的,我一辈子什么都不顾,就顾着病人了。”

  说着说着,汪忠镐回忆起自己艰辛、漫长的学医过程。众所周知,医护人员的学制长、课程多、书本厚。医学知识更新快,从业后也要终身坚持学习,相当数量的医师、护士还需外出进修,精力和经济的付出很大。由于医疗工作非常紧张,夜班频繁,加上社会的偏见,医务人员身体和心理承担着巨大的压力。由于接触大量病原体,工作中感染疾病的概率也比其他行业要大得多。

  一名医生告诉记者,如果医生每天正常上班8小时,一周上5天班,医疗体系马上瘫痪,现在很多医生都在超负荷工作。“读完博士,30多岁,还是一个普通的医生,每天做的是高风险的工作,一个月就挣几千元的工资。”

  汪忠镐认为,近年医患双方相互戒备、仇视乃至发生过激行为的现象时有发生,为有史以来所罕见。“医生让病人杀掉了,而且,往往最有挑战性、要求最高的科室医生反而最容易被打。这是中国5000年历史中所没有的。全世界的医生都受到尊重,只有中国的医生受到如此伤害。试问,哪个国家有医闹"专业人员"?恐怕只有我国有"专业人员"帮病人来闹。这是我们相关部门应该自我检讨的。”

  重构关系

  医师和患者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2009年,汪忠镐5次住院,并被下了病危通知单。后来,他为自己作出诊断并奇迹般好转。对于医患关系,他深有感触。“一年5次抢救过程当中,我体会到,作为一个患者,也要有患德。每次说的都是支气管哮喘,其实是诊断错误。我求人治疗,一点用处都没有,我照样感谢他。”

  医患=战友

  医患关系紧张是双输

  汪忠镐表示,在大病难病面前,医师和患者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共同的敌人是病魔。患者打击医师,医师防备患者,这其实是双输的局面。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我的原则是从不放弃对疑难危急重症病人的治疗。但是,有时也不得不把大手术改为风险小而疗效略差的手术,或无风险的保守治疗,这绝非我的本意,而是无可奈何!”

  汪忠镐强调,对于医患关系,应提倡医患并肩作战的密切关系,要始终把疾病作为共同的敌人。

  医生神仙

  医学并非成熟的科学

  “再好的医生也不是华佗,不是神仙,不是救世主。”汪忠镐院士说,“医学并非是成熟的科学。医学从来没有完全满足人类的需求。同样的药品、相同的剂量,有些人可能疗效显著,有些人可能无效,少数人却出现了严重的毒副反应,这就使得医务人员难以把握,有时甚至酿出悲剧。”

  “由于千万年的进化,人体已形成较完备的生长、繁殖、免疫、修复等系统,如能利用人体自身的抗损害和修复的潜能,则可取得事半功倍之效,如普通感冒,只要注意休息、多饮开水、避免受凉,即便不用药也多能自愈。”

  同时,现有临床分科愈来愈细的结果,使得人们习惯于自己从事的较狭窄范围,对其他领域可能相当陌生,而一个人可能患多种疾病或罕见病。这就使得漏诊、误诊和错治经常发生。

  汪忠镐谈到,人类依然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医疗卫生事业作为抗拒风险的重要手段,尚有许多局限:不能改变生老病死这一自然规律,不能完全消除疾病和伤害,一些并发症只能减少,而不能杜绝。

  “将医疗卫生机构视作保险(放心保)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想法是违背自然规律的。”

  6大疑问新医改近五年成效几何?

  “一棵病树仅仅修修叶子是无关痛痒的,要花时间和心思从根本上解决症结。”院士们呼吁深化医改,改善医患关系更需要顶层设计,需要政府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

  1看病是否更贵?

  2009年3月17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注:以下称“新医改”),启动了我国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缓解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等老难题。

  迄今新医改已近五年,投入了过万亿巨额资金,相关配套政策制度也全面推进。然而,零点调查集团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超九成被访者认为看病费用仍居高不下,87.4%的人表示看病更贵了。

  此前,不少专家学者对新医改缓解医患关系寄予了厚望。汪忠镐说,事实证明,仅仅由医患双方作出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医疗卫生作为人类生命的重要保障体系之一,必须由科学的政策和法规来指导和实施。今天,新的医改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难度很大,有赖于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

  2“以药养医”是否改变?

  中国科学院院士、肿瘤学专家曾益新认为:看病贵的根源在于“以药养医”。新医改以来,为解决老百姓看病贵问题,国家通过取消“以药补医”、加大医疗机构财政补贴,实施基本药物零差率制度、省级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和规范临床治疗路径等,试图令老百姓到医院看病的支出总费用明显减少。

  有媒体统计,国家发改委自1998年成立以来,出台了30多份调整药价的文件,但时至今日,老百姓依然要面对高出出厂价几倍几十倍的药价。

  但老百姓的直观感受却不一样,有患者说,现在去一趟医院,连普通感冒都可能要花几百元。调查也显示,95.6%的人认为目前看病较贵,其中有46.6%表示非常贵。近两成的人表示“目前看病的费用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付不起”,药品费贵和检查费贵是看病贵的主要体现。病人在看病时,频繁遭遇被多开检查项目、开高价药和开大处方,加重了看病的负担。

  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在上海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时说,政府对医院的投入大约为5%,这意味着医院还是要靠自己劳务运转。“以药养医”的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3看病难解决没有?

  一名年轻的妈妈告诉记者,她的儿子因发育迟缓经常要找专家看病,她必须晚上12时守在电脑前刷预约号,如果网上预约不到,就只有花几百元去跟别人买号。

  曾益新分析,一个症状可由大病或小病所引起。比如咳嗽,可以是感冒,或者肺炎,应该分别由小诊所、中小医院或大医院来处理。这个时候应该有个“健康守门人”的角色来把关,就是乡村或社区的全科医师。这几年新医改花了很大力气在“强基层”上,搞基层医生的全科轮训,花了几十亿元投入全科医生培训基地建设。

  但医疗模式的转变不是三五年就能轻易改变的。一名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告诉记者,如果不能在大城市的大医院扎根,她宁愿转行也不愿意去社区或农村当全科医生,她认为:全科医生既没“钱图”又没“前途”。

  4医务水平有无提高?

  吴孟超说,现在的医德医风总体来讲,大多数都还是好的,“有极个别医生存在收红包、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的现象,但是这些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医生还是好的。医生还是要把心态摆正,我们是人民医生,要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要把金钱看得淡点,对病人态度要好,这样医患矛盾肯定能减少。”

  “应该指出,绝大多数医务人员从业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获得报酬,使得自己和家人生存下去。计划经济年代这个问题并不突出,由于社会的剧烈变化,医务人员的收入与其付出的劳动和承担的风险不成比例,而舆论很少顾及其生存需要而大谈"救死扶伤",显然脱离实际。”汪忠镐认为,久而久之,少数医务人员发生了心理扭曲。

  5过度诊治谁之过?

  目前的医疗卫生界饱受“医闹”和纠纷之苦,由此带来的过度检查和治疗直接加剧了“看病难、看病贵”。

  “现在全国人民都到大医院,到北京来看病,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汪忠镐说,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中层和基层的医院,提高基层医院医生水平,把基层的力量发动起来。让大家相信,多数的病还是常见病、多发病,在社区、基层医院就可以解决的。

  “河南一家大医院7000个床位,9000个病人,走道都是病人。”汪忠镐一连发出几个疑问,“为什么要让这些病人都来住院呢?不是过度诊断、过度治疗能造成这种局面吗?有那么多疑难杂症吗?百分之八九十的病,最普通的医院都能解决。”

  “以前没有大仪器的时候,我们看病就摸摸看看,也就能确定能否做手术,现在来一个病人就一通检查以后医生才看。一个病人一次抽血检查可以达到2000多元,连我都感到吃惊和心疼。”汪忠镐说,应强调基本的望、触、叩、听,做到快捷、节省,要用最简单、最便宜、最有效的方法。

  6医疗纠纷成糊涂账?

  来自广东省医调委的数据显示,省医调委自2011年挂牌至今年8月底,共接到医疗纠纷2788件,其中,调解了610起现场医闹纠纷。

  葛均波认为,“职业医闹”的介入,使得家属由维权变为唯利是图。而有时候,政府有关部门对医闹事件处置不力,为了保持稳定而放弃了法律原则,医院往往也把“花钱买平安”作为第一选择。这便形成了恶性循环。

  今年10月22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公安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意见》,提出实现警医联动。葛均波直言,这是治标不治本。他建议要继续推动“第三方调解”,简化医疗纠纷处理的程序,提高效率,增强透明和公信力,把患者的维权行动引入到法制轨道上来。另外,要建立健全医疗风险社会分担机制,推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设立医疗损害赔偿基金。